“我真是没想到，做公益、筹善款竟然会掉入一个合同陷阱。我想我的经历能够使更多的民间组织吸取教训，不要为了筹到钱，最后沦为奴隶，甚至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。”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(以下简称红丹丹)主任郑晓洁激动地说。
不久前，这家民间公益组织因合同纠纷刚与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服务基金会(THE BBC WORLD SERVICE TRUST，以下简称“服务基金会”)打了场官司。公益组织与基金会本是携手做公益，为什么合作不成、反而对簿公堂
好像天上掉下来的善款
这要从一名会说汉语的老外说起。 Stephon Hallett，中文名郝曦，是一名英国低视力盲人，6年前在北京与郑晓洁结识。当时，郑晓洁和丈夫刚刚创办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，筹划做盲人广播，但苦于资金不足，一直没能做起来。郝曦声称能为红丹丹联系到服务基金会，资助其干一番事业，这让郑晓洁激动万分。
本部设在英国的服务基金会是英国广播公司设立的一个慈善组织。在过去的30年中,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了主题为“接触”的广播节目，在为残疾人制作广播节目方面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。服务基金会与红丹丹的理念不谋而合，郑晓洁期盼着能早日与其合作。 ，本文来中国爱心网
郝曦果然不是吹牛。2005年2月，在郝曦的牵头下，红丹丹与服务基金会签订了合作协议，双方同意就制作“接触中国”的广播节目进行合作，由服务基金会向英国彩票基金会申请项目资金，红丹丹负责项目前期筹备、运作和项目实施。
但奇怪的是，这项协议中没有提到资金预算。“郝曦借口当时没法确定能申请到多少资金，以后再填这一项。我当时太信任他了，看他也是残疾人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，谁知道这就是合同陷阱的开始。”郑晓洁事后回忆说。
协议签订后，郝曦作为服务基金会“接触中国”项目负责人，与红丹丹保持联系。而郑晓洁一直忙着做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，关于资金预算的事，都交给郝曦去处理。
36万缩水成7.9万
实际上，郑晓洁一直不知道服务基金会为此项目申请到了多少钱。她与郝曦沟通过多次，郝曦也曾多次来到北京，但始终未与郑晓洁就批准的资金数额和分配计划进行商议，也没有向红丹丹提供项目批准通知书等文件。
按照最初的协议，此项目应该在2005年10月启动。郑晓洁多次催促郝曦尽快签署协议并使资金到位，但郝曦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，让她等候服务基金会的安排。 www.zhgax.com
郑晓洁后来得知，彩票基金会为此项目批的总费用是两年合计364758英镑。但郝曦表示只给他们7.9万英镑，这让郑晓洁很难接受，表示这一金额无法完成项目目标。
2005年12月，郝曦给郑晓洁发来一份合同文本，但合同关键条款——资助金额却是空白。郑晓洁拒绝签署这样的“空白合同”。“这样他们想填多少就多少，到时人家会认为我把大部分钱贪污了，我这不是莫名其妙地背黑锅了吗 ”
2月12日，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了郝曦。郝曦表示，按照服务基金会和红丹丹共同作出的项目资金预算，在中国方面的花费大概是一年120万元人民币。“彩票基金会是拨给英国服务基金会36万英镑，但一部分资金是国外的项目执行资金，服务基金会要去买设备、做培训等。事实上，我们提供给红丹丹一年7.9万英镑的资金远远超过了这一预算。但不知道为什么红丹丹认为，36万英镑都归他们。”郝曦认为，红丹丹对此有看法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国际上的一些惯例理解不够。
但郑晓洁表示，据她了解，按照国际惯例，一般筹款机构最多提取25%的管理费，但郝曦现在只给红丹丹7.9万英镑，仅是彩票基金会捐赠款的22%，“那其他钱郝曦准备干什么 ”
至于郑晓洁所称的“空白合同”，郝曦称根本不是这样。他告诉记者，发给郑晓洁的是一个合同草案，只是提出一个大致框架，服务基金会和红丹丹要就合同的许多条款进行谈判，然后逐步完善，最后签署正式合同时资金预算肯定会加上去的，只是以附件的形式。
由于红丹丹拒绝签署合同，至今没有收到服务基金会支付的任何资金。2006年1月27日,红丹丹因资金不足向郝曦借款6万元人民币，用来维持项目的进行。
“我不能让期待这个项目的残疾人吃亏”
双方为合同金额不能达成一致，一直僵持着。郑晓洁告诉郝曦，只有7.9万英镑无法按照原计划启动项目。“结果你猜他怎么说 他说‘你只管做就是了，英国这边我去负责解释，就说因为中国政策不稳定，项目流产了’。”
这让郑晓洁一下子警觉起来。“原来他开始就不是为了让我们把项目做成，他帮我们申请钱是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。他用我们项目的名义申请到资助，最后拨给我们的只是零头，他用大部分钱做了什么，我们都无从得知，但最后却是我们落了个骂名。”
最让郑晓洁气愤的是，这样还可能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声誉。“他把原因归到中国政策不稳定上，事实上国家对我们民间公益组织很支持，怎么能反过来污蔑我们国家 ”她坚决拒绝签署这份霸王合同，“只要是为了中国的慈善事业，他们给多少钱我都很感激，但不能为了几个钱把自己和国家卖了”。
郝曦说，当时很多细节记不清了，但他绝对没说过这样的话。“红丹丹说7.9万英镑完不成这个项目，那么，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可以说明白这个问题。我们在与红丹丹终止合作之后，与另一个残疾人服务机构‘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’合作，全部过程及合同几乎与红丹丹一样，使用相同的资金。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出色地完成了这个项目的所有指标，而且在有些方面还超出了项目的要求。为什么红丹丹就认为不够呢 ”
郑晓洁表示，公益事业要讲求质量，要对残疾人负责。她告诉记者，按照郝曦发来的合同文本，7.9万英镑中大部分是用来支付人工费的，比如郑晓洁每月就有600英镑的工资，这意味着她每月的工资相当于人民币近1万元，这对于曾经靠卖牛奶来维持公益事业的郑晓洁来说，确实不菲。“其实，如果签了这份合同，整个红丹丹的工作人员都会获益不少，但是用于项目的资金就非常少了，肯定无法完成协议中的目标。这样，吃亏的是期待这个项目的残疾人，我总不能光顾我自己，不顾残障人吧!那红丹丹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”郑晓洁说。
莫须有的罪名
在郑晓洁拒绝签署“空白合同”后，郝曦指责红丹丹歧视盲人，并向服务基金会投诉红丹丹，称其“拒签协议”、“歧视盲人”、“有严重问题”等。
2006年5月，服务基金会以“交流障碍”和“不能在合同上取得一致”等为由，单方面向红丹丹宣布合作中止。不久，他们转而与另外一家名为“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”的残疾人服务机构合作。
据了解，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于2006年3月发起并注册成立，恰好是红丹丹与服务基金会合作闹翻之际。郑晓洁告诉记者，“一加一”的两名创办者——解岩和付高山都曾经是红丹丹的学员，他们都对红丹丹与服务基金会的合作非常了解，郑还经常用解岩的电脑给服务基金会发送电子邮件，所以大部分关于此项目的资料在他们那里都有备份。“我辛辛苦苦种的树，给别人乘凉了，而且还是红丹丹出去的人。”郑晓洁有些失落地说。但她又转念一想，“毕竟都是中国人嘛，都是为中国的残疾人服务，谁做这个项目都是一样的。”
后来，她渐渐淡忘了这段不愉快的合作，一心投入到新的工作中。但后来她发现，与服务基金会这次不成功的合作，已经为红丹丹带来了严重的名誉损失。
2007年6月9日，英国大使馆要举行一个慈善义演，演出收入捐给中国的慈善组织，美国大使馆推荐了红丹丹。红丹丹接到通知后欣然应允，并为此做了一系列准备。就快要演出时，英国大使馆通知红丹丹不用去了，这让郑晓洁感觉有些莫名其妙。后来她才知道，原因是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了解到红丹丹的名誉不好，“歧视盲人”，因此拒绝与其合作。
但郝曦对记者表示，他只是在一个私人电话中说过一些话，用过“歧视”这样的词，从未在任何公共场合说过红丹丹歧视盲人，至于红丹丹和英国大使馆之间的事情，他并不了解。
歧视盲人的指责使红丹丹面临信誉危机，许多本来已经谈好的捐赠都泡了汤。为了挽回名誉，郑晓洁决定起诉服务基金会。
2008年1月，红丹丹将服务基金会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。后来，在法庭的调解下，红丹丹和服务基金会达成调解协议，红丹丹获得总计1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补偿，这一延续数年的纠纷终于就此了结。
其实，红丹丹最后得到的赔偿与他们的诉求相去甚远，但郑晓洁表示她在乎的不是钱，而是一个说法。“法院判给我多少钱都行，哪怕是一分钱我也接受。我打这个官司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一个清白。我希望以我的经历提醒广大草根民间组织，在接受捐赠时绝对不能大意，最后落入别人的圈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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